烟草起源于中南美洲、大洋洲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。发现有66个品种，被栽培利用的仅有2个品种，即普通烟草(N.tabacum.L.)又叫红花烟草和黄花烟草(N.ustica L.)，美洲印地安人栽培利用烟草早。1492年哥伦布探险抵达古巴时，其手下水手罗德里戈·德·杰瑞兹(Rodrigo·de·Jerez，简称杰瑞兹)发现古巴当地土人在围着火堆吸食一种植物冒出的烟，富有探险精神的杰瑞兹与当地土人一起吸食并为此着迷。回到欧洲后，烟草及吸烟的娱乐方式迅速在欧洲传开。杰瑞兹也被誉为欧洲位烟民。
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，当年一般仅10%左右，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。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，上等烟紧张，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，省公司知道后，责成必须追回，调给上海，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，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，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。
“中华”牌始创于50年代初，它一问世就以优良的品质蜚声烟草界，由于当时全国保上海，上海保“中华”烟的形势和“中华”产量较少的事实，使得“中华”烟起初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作保证，难度不在配方，而在于落后的生产设备和落后的生产工艺上。当时制丝车间对加工工艺参数的控制和掺和的均匀性成为了“中华”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烟厂职工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经验，确保了“中华”烟的内在质量。到了八、九十年代，随着烟厂技改的进行，国外的先进设备不断引进，工艺设备上小改小革的不断涌现，生产自动化程度和精度不断提高，工艺问题得以解决，但随之带来的是配方上难度加大，原因有二：其一是逐年提升的“中华”烟产量给配方原料的供给带来了压力；其二是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使上海烟草采购上等烟越来越困难，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美国烟叶品种K326以其高产、抗虫害、抗气候能力强等优点，激起了广大烟农的种植热情，但此种品种种出的烟叶有一特性，即香气浓、劲头大，不适应“中华”烟的配方要求。二是由于各家烟厂都想在卷烟销售市场寻得一席之地，故而对上等烟叶的抢购日趋白热化，适用于“中华”烟的上等烟采购更是举步维艰。针对严峻局面，1993至1994年“中华” 烟配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。当时的配方小组首先对配方体系进行了变动，由原来的少地区、少等级、大比例的配方模式向多地区、多等级、小比例的配方模式转变，以期降低由于原料短缺给产品带来的风险。其次，（集团）公司加大了基地的建设力度。基地由原来的河南、云南、贵州、山东四省逐步扩充至四川、福建、湖南、东北，拓展了“中华” 烟叶原料的来源渠道。另外，为节约烟叶资源，配方小组对“中华” 牌的配方进行了调整，并辅之于重新调制后的香精，使“中华”牌卷烟保持了原有的风格，同时使产品原料的瓶颈现象得以缓解。当然，对“中华”烟配方的每一次调整，无论大与小，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论证和反复的试验。可以讲，为了保证“中华”烟的产品质量，公司上下是不遗余力的，类似“中华”烟挑叶、普查和单料烟评吸等工作内容长期以来从未间断过。
中华牌卷烟之所以能赢得“国烟”的美誉，关键是中华牌卷烟的吸味纯净，质量上乘，富有清香之气。为了把好中华牌卷烟的质量，中华牌一问世，便得到了当时各级领导的极大关注，上至国家局、华东烟草公司和上海市公司，下至厂领导、车间领导，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中华牌卷烟基本上是按照“有多少烟叶生产多少香烟”的原则进行生产的。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，国内烟叶供应严重不足，因此，当时的中华牌卷烟的产量也一直较低，但中华牌卷烟的质量始终保持如一。